对将发酵滤渣和四效蒸发浓缩液(危险废物)转移给没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牙克石生力源肥业有限公司处理,且未按国家有关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的违法行为,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并处20万元罚款。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认为,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意味着未来将编制中期预算。在编制时要注意预判经济增长的波动。
将松山、玉渡山、太安山、大滩、莲花山、龙庆峡、八达岭等重点自然山川和林草资源、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等重要自然水体和湿地纳入生态红线保护红线范围内,沿生态保护红线设置警示性界桩或界标。原文:划定森林、林地、绿地、河湖水系、湿地、物种等生态保护红线,严格保护自然生态空间。耕地保护、水资源管理、森林、林地的保护是政府的责任,这也是促进经济方式转变的途径。二是有利于可持续改善民生问题。一是有利于支持北京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
阎雨认为,考核评价指标应该有激励措施,有配套的政策,对于一些经济相对落后,但环境保护方面作出贡献的区县,应有财政配套支持。很久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环境是不要钱的,但实际上环境是资源,更是有价的。中国的人均高速公路占有量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人均公路占有量还不到美国的八分之一。
丁仲礼说,尤其是冬季的取暖,京津冀地区每年的取暖就需要3000万吨煤,而燃烧之后(产生的气体)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被直接排放到大气中。他说,当然我们还要解决秸秆的燃烧、厨房的烟气问题,这些技术会慢慢推向市场。源头减排在中国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化石能源的绿色利用,尤其是煤炭的绿色利用。王跃思一再强调,技术是现成的,先把管理搞上去,监管是最难的。
丁仲礼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铁路7.97万公里,人均0.06米,而全球平均水平为0.17米,是中国的2.8倍。这一外因属于基本不可控因素。
另一方面,雾霾形成的内因在于污染物的排放。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城镇化,人口必然会向城镇集聚。丁仲礼预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私家车保有量很有可能在五年内翻一番。源头减排是关键刨除外因,控制内因是治理雾霾不可回避的事实。
对此,丁仲礼指出,4%只是一次排放的比例,未包含机动车排放的气体污染物形成二次颗粒物对PM2.5的贡献。让治污设备运转起来尽管化石能源的绿色利用并不存在技术障碍,但目前污染企业的治污装置运行情况却并不乐观。我们国家可能有50%的电厂配备了脱硝设备,但是我们有70%在运行吗?我们的钢厂可能有40%配备了脱硫脱硝设备,但基本上都没有在使用。现在工厂偷排偷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脱硫脱硝设备的低效是业内的现实问题,很多环保的设施放在那里不用,甚至没有用过,这种现象不占少数。
丁仲礼说道,城镇化过程中能源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加。年消耗煤炭约14.5亿吨,全球占比高达21%,私家车拥有量约占全球的5.6%。
燃煤电厂脱硫改造1500万千瓦,脱硝改造1.3亿千瓦,除尘改造1.5亿千瓦,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600万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说,这意味着,在过去的一年里,北京平均每20天就有一次雾霾迷城。
燃煤的主体有电厂、钢厂、锅炉、煤化工以及居民,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是颗粒物和二氧化硫。如果我们不大力削减污染物,雾霾必然会成为常态。2012年煤、油、燃气在中国能源消耗所占比例达到90%以上,与1965年相比,煤油气以外能源所占比例增长只有5%左右。丁仲礼强调,一方面气候条件在变化,以后北京会慢慢变得风小、气候比较湿润,将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雾霾的成因受到两方面因素影响。只要把这些治理污染的装置运转起来,大部分污染都可以降下来。
技术都是现成的,就是看能不能真正落实起来。在北京,雾霾的最主要来源是燃煤和机动车排放。
从2013年3月到2014年3月,北京连续3天及以上能见度小于3千米的严重雾霾污染事件共出现了18次。源头减排在技术上是做得到的。
但落实远比规划难,问题的关键在于监管。能否有一个落实清单,能够看到哪些地方政府和企业真正做了些什么,哪些还只停留在喊口号阶段,否则仍然是一笔糊涂账。
这为不得不戴口罩的民众勾画了清晰的好空气蓝图。能源结构的调整,似乎是一个更为缓慢的过程。有数据显示,如现有装置全部运行,二氧化硫和粉尘能下降60%左右,二氧化氮下降35%左右。排放出的二氧化硫等气体将转化为二次颗粒物,并不断形成累积,这也是冬季形成强霾天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国家的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还远没有完成,还需要大量的能源。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建一个脱硫脱硝除尘的设备可能需要1000万元,每年运行需要300万元,但是如果工厂违法排放,每年罚款交30万元就可以了,那谁愿意去开动设备呢?现在的违法成本过低,只有执法严格才行。
但在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设远未完成的情况下,上述计划落实起来显得尤为艰难。王跃思说,所以实际上我们各级地方政府首先要强调的,是把现有的设备开动起来,管理起来。
早前曾有媒体报道机动车对PM2.5的贡献不足4%。丁仲礼提出:减少雾霾的必由之路就是源头减排
另一方面,雾霾形成的内因在于污染物的排放。丁仲礼展示了这样一组数据,中国东部10省土地面积约92万平方公里,仅占全球0.6%,但是承载了全球7.3%的人口。能源结构的调整,似乎是一个更为缓慢的过程。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说,这意味着,在过去的一年里,北京平均每20天就有一次雾霾迷城。
造成重污染、重雾霾的污染颗粒物大部分不是直接排放出来的,而是二次颗粒物。丁仲礼说,尤其是冬季的取暖,京津冀地区每年的取暖就需要3000万吨煤,而燃烧之后(产生的气体)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被直接排放到大气中。
中国的人均高速公路占有量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人均公路占有量还不到美国的八分之一。在北京,雾霾的最主要来源是燃煤和机动车排放。
另一方面,即便中国有了自己的模型,预警依然很困难,原因出在污染源清单上。我们工业、交通会排放出气体物质,这些气体物质与大气中的成分结合,通过复杂的过程转化成的固体物质叫二次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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